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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笔谈】方汉铿:一个70后的香港人在上海

[ 2013年6月5日 ]

原文选自http://news.sjtu.edu.cn/info/1021/131115.htm

 

[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脚踏实地去行动,你的目标就是理想,不然只是幻想。

■ 懂得独立分析、准确把握机会而且及时行动,往往是制胜的关键。成功没有复制,书本知识也只是阶段性的总结

■ 对于研究应用科技的我而言,与业界的一线研究人员紧密交流,了解社会对产品的需求与准确定位,才能更有效提炼出关键问题、把科技应用到社会各个阶层。

■ 中国在整体工业提升的漫长道路上需要保持生产大国的地位,因为强大的制造业是强国的经济体现与实质根基。

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来到上海交大工作,转眼就两年了。每次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他们会不约而同问一个问题:“你在香港出生长大,为什么来内地工作?”我的回答是:在将来的几十年的里,中国将持续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举足轻重,潜在巨大的发展需要。我是英式教育制度下成长的70后,后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科研。在这里更多的是分享自己的经历。

出生在75年的香港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出生在70年代,父母都是30年代出生于广东潮州,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没有念完小学就离开家乡南下逃难,一跑就是60年。战时香港人口50万人,战后迅速增长至200万人。在我出生的年代,很多大陆居民偷渡到香港。正是这批渴望落地生根并具有强烈求生意识的劳动力,带动了香港早期人口密集行业(如制造业)的发展,为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我就是出生在这一个人人渴求解决三餐温饱等基本生存问题的年代,也是人们熟悉的香港“打工仔”年代,“打工仔”代表了香港70年代的生命力。

“打工仔”更多的是人们脚踏实地、面对现实、自力更新的人的代名词。“打工仔”是社会的草根阶层,是出卖劳力的群众。他们省吃省喝、大多数还要一天工作16小时。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道理:为了获得一个安稳的生活才千方百计来到香港,要不就拼搏,要不就露宿街头。我出生在一个小家庭,由于亲戚从大陆移民香港,家里10平米就住了6个人。12岁前,我都是睡在我父母的床底下。那个时候,年轻一代没有买房的观念,也不敢有买房的想法,因为就算首付只是10%,也没有经济能力。也不会期望长辈给你付钱,照顾长辈更是后辈的责任。难道要长辈倒过来照顾你吗?面对物价房价飞涨、对于没有任何经济基础与“后台”的草根阶层,找不到安逸的“铁饭碗”工作,全力拼搏就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忙忙碌碌就是他们一生的写照。然而,最幸运的是不管你有钱没钱,强制性的九年免费教育政策给了孩子最基本的初中程度教育,适龄孩子没有送到学校学习,父母是要坐牢的。强制性教育保障了新生代的生存能力与文化水平,毕竟人才是国家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原动力,也是社会最需要时间培养的,没有捷径。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一代拥有顽强的生命力,靠的全是自己双手。父亲小学没有毕业,到香港却干起化验工作的活!为了生存,只要有活干,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我10岁也做苦力搬运过50公斤的货物。从小我就明白这个生存道理。在那个缺乏经济基础的年代,背负更多的是养家糊口与家族的责任;在往后有条件的时候,背负的就是社会责任,我至今不敢忘记。

父亲时常说:“有多大的头,就带多大的帽子”,做什么事都要问自己有没有这个条件,凡事量力而为,不要存有侥幸心理,因为你可能没有条件承受任何失败。想得到更多,就必须付出更多,成功需苦干,不要眼高手低。脚踏实地去行动,你的目标就是理想,不然只是幻想。这是我小学阶段学到的道理。

中学阶段激活了脑袋

由于小学毕业时家里依然贫困,没有机会让我接触书本外的事物,连跟父母逛街的机会也没有。中学被分配到一所男校-邓镜波学校。这所学校的特色是一所工科学校,除了文理商科以外,还有金工、电工、工业绘图等。学校强调立己立人,先学习怎样树立自己做榜样,才能要求别人。知人物、明事变、长见识、增修养,拥有学识与经济基础以外,个人素质的提升是精神文明的基础。

从十三到十七岁,读书考试只是一个过程。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第一次学会了书本以外的经验,对年轻小伙来说比光看书有感觉多了。由于必须学习几门工科科目,学会了各种工具与电子知识包括车床、铣床、原材料属性、金属抛光焊接、逻辑与数字电路设计、电路板一切加工等,每人都要设计与完成变压器(包括绕线圈都得自己干)、温度探测器、信号放大器等。每周大概十小时实习,培养了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动手能力,为日后的理工科发展奠下坚实的基础与正确的思维。同时,我发现班里考试成绩好的同学们,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远不如考试般挥洒自如,倒是脑子灵活敢于直接尝试的同学们更快找到解答。那时候才知道,读书考试好的不一定会做事会干活、不一定能力就强。从学校到社会的转变,是少了几分幻想、多了几分竞争。书本学习是单向学习模式,但现实问题是随时间变化,一样的难题,在不同的环境中,往往需要有不一样的解决方案,也从来没有既定的答案。

在香港的中学,课外活动是“全人教育”的重要坏节。学习之余我同时当了6年的义工。名校学生很注重培养各自的兴趣。我也学过音乐、书法、武术、田径等。我的一些好朋友,14岁已经有钢琴、二胡演奏级水准!我家里穷,但机缘巧合,让我有幸结缘古典音乐。88年开始跟随蒋慧民老师习声乐与指挥、掌握了美声唱法,还有基本的意大利语、德语、拉丁语。直到94年,参与了数十次各类型独唱、小组唱、合唱比赛与联合演出,其中合作过的单位包括香港中乐团、北京中央乐团合唱团,还有大师班、两岸指挥家音乐会、西方歌剧演出等。也当合唱团团长、乐团指挥、现场节目主持、筹办过联校音乐节。另外,我也加入了校篮球队、田径队,但因为伤患未能参加联赛。后来与友人再成立一支篮球队,参加了多次公开赛如工商杯。在这些活动里,认识了来自不同行业、背景、年龄的朋友,或是同台献技、或是同台较量,大家对生命都有着不同的演绎方法,各自谱出生命的乐章。这个阶段虽灿烂而短暂,但令自己开阔了眼界、培养了领导与统筹能力、学会了团队管理与经营的技巧、建立了快速应变与敏锐观察能力等等。这一切对于不到20岁的年青人来说是不一样的体验与经历,让脑袋充分激活起来。

由于过于“繁忙”,学业时间不充足,最后还得复读才进入大学。(当时分为会高与高考,会考为中学第五年后的第一次全港公开考试;而高考是通过了会考,再完成了中六、七后在进入大学前的公开考试)对于学习而言,基本都是取决于是否有决心,复读前我的理工科都是勉强及格,复读后几乎都是满分。中学时期其实很漫长,如果认真学习课本的知识,大概三年是完全足够,在这完全自由的七年里,如果只是看书考试,实在是没有很好利用时间。因为这段时期是活力充沛,是培养兴趣、发掘潜力、建立自信与自我价值的理想时期。

从大学本科到博士毕业,学到独立判断与耐心

我的本科就读于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在那里,我进一步提高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大学里对上课并没有点名制度。部分课程采用美式的评分制度——期末考试只占20-30%,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阶段也许是享受高考成果的时候。很多原来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们放慢步伐,因为学习已经没有明确目标。其实,当你有独立思考与基本学习能力后,是否选择继续走完大学之路,也是看以后事业需要。大学只是其中一种学习的路径,它好比一个图书馆,里面内容丰富,但是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都学习一遍。毕竟大学本科的学习也只是占人生里的三四年,更多的学习与实践是在现实社会中。读大学不保证我们能比别人成功,有些成功的人,当初并没有选择完成本科学业,因为他看到更多的机会。书本学习很多时候是被动与脱离现实的,懂得独立分析、准确把握机会而且及时行动,往往是制胜的关键。成功没有复制,书本知识也只是阶段性的总结。切忌人云亦云,要惯于独立思考,发他人之未发,要做出自己的边际贡献。

大二的暑假到大三毕业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参与了课题研究,这相当于现在中国大学里的本科设计。我本科念的是应用物理。由于当时实验室部分排气排水管道与布线没有完成,我与搭档就自行完成实验室建设。当年做实验,几乎就占了每天的所有时间,从早上8点干到凌晨1点,吃饭也是与搭档轮流吃,每天如常。为了完成实验,我们可以每天待在实验室。还清楚的记得,每个月的30天里,我们就占据了设备的25天,每当师姐要用设备,我们总会说“我们快好了,你再等几天吧。”就这样,我们足足干了一年有余。而写毕业论文一周时间就完成了。当年的实验结果发表了一篇SCI文章(应用物理快报Applied Physics. Letters),在文章发表三年后,美国哈佛大学材料学院的一个实验组来信询问具体的实验细节,他们花了大半年时间没法做出结果!博士期间的研究,记得当中最难的实验是独自连续努力一年以后,在圣诞节的晚上取得突破!要做好一件事,首先要清楚自己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而且自身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你的解决方案是否原理正确且具备客观解决条件;第二,是否有足够的耐心与魄力去实行定下来的计划?如果两者具备,能硬着头皮磨下去,成功可以说是必然的,只是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多少而已。我记得我的博士导师苏树江教授跟我说过一句话:成功的人基本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绝顶聪明的天才;第二类是非常勤奋,耐力和意志力惊人的人才,而大部分成功的人都起码是后者。我从不幻想我会是前者,努力奋斗至少比较踏实。别人工作8小时,我就工作18小时。而且因为每天做2-3小时的实验室与设备的保洁,体能也锻炼得非常的好。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原则: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什么都可以牺牲,但是决定要做的事情必须完成。

当我进大学的时候,成绩并不好,到博士毕业的时候,我把该拿的奖学金都拿到手了。当然,我也放弃了在音乐道路上的发展,毕竟人生有时候必需取舍。因为研究成绩获得行业国际权威如邓青云、陈金鑫博士等的认可与推荐,让我顺利越洋到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 - 美国康奈尔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继续博士后研究。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六年

在美国生活的六年,工作之余还是工作,因为科研就像娱乐般精彩,同事都笑说我是实验室的灵魂(Ghost of the lab)。我并没有把时间放在改变生活质量上,因为我的基本要求就是吃饱。在没有条件的时候,唯一的工作就是建立条件,其他都可以忽略。直到现在,能在家里晚上十一点躺在床上,拿着一瓶可乐看电视,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与幸福。静下来想一想,这辈子靠我一双手,难道还怕饿肚子吗?相反在美国待下来不到3个月后,我开始想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要到美国?第二,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对于一般从大陆到美国的年青人,基本可归纳成两类:一类是家里有一定经济能力,父母付高昂学费供他们读本科;另外一类是没有经济基础的穷学生,他们大都是高材生,到美国念博士。前者是来消费多于学习;后者多是为了日后多赚钱与求生活稳定。但是要改善生活似乎没有多大的难度,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也足够满足改善生活的目的。除此以外,人生还求什么?对于我而言,美国是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你可以在那里接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了解文化差异对人们思想的客观影响。同时,这些差异可以启发你更多的思考、让你找到更多的机会。这也许就是到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所以,到了30岁我才开始明白“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道理。而我是一个冒险者、探险家——在学习和实践中探索我的未来。对于我而言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在于承担,在于在自己有条件的情况下,帮助世界上很多不幸的人,特别是孩子,因为孩子就是未来!“施比受更有福”,这句话我到33岁才真正理解,是精神上的财富与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

在这几年里,工作涉及了与不同国际企业进行的联合研发,包括了美国康宁、日本松下电器、美国通用电气等。对于研究应用科技的我而言,与业界的一线研究人员紧密交流,了解社会对产品的需求与准确定位,才能更有效提炼出关键问题、把科技应用到社会各个阶层。并且让科技转化为服务人类、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工具。同时,这些产学研合作让我看到不同国家的企业文化、管理与经营理念的差异与特色,并了解如何进一步走好应用技术的工业转化过程,这课题在大陆工业发展进程中需要仔细探讨。

回到国后对中国经济的分析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群体,而平板显示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战略产业布局。我主要从事光电材料与器件的研究,以平板显示为核心应用,设计更接近产品应用的技术路线、研发更容易技术转移到生产的研究方案。进一步加强与生产企业互动的发展模式,是在应用科技领域上比较适合国情的研发思路与定位。

中国是电子与光电产品的生产大国,对新技术投入产业的需求旺盛,主要体现在提高产品附加值与降低制造成本。亚洲区内,如韩国、日本、台湾、一直走生产型的发展路线,早期技术多来自欧美。也就是说西方发明与创新的技术,最后能落地生根形成制造业的多是在东方国家出现,这个现象多少是因为劳动力密集与传统东方手工业文化熏陶的缘故。又是因为过度集中在这股“精益求精”的精神里,形成了基本“没空”静心坐下来想新问题、想创新、想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也导致专利布局不足,核心专利被控制,产品量产背后需要承受高昂的入场费,包括依靠进口设备与材料、该设备的产品工艺被限制等被动局面。另外,行业上下游缺乏连贯性,一直以来依赖外来核心配件的配合。这个问题已经可以广泛体现在不同的行业里。韩国三星电子是当今电子产业发展最迅速的成功例子,但是,今年还是在专利诉仲上输给了美国苹果,付出了巨额赔偿的代价。

中国在整体工业提升的漫长道路上需要保持生产大国的地位,因为强大的制造业是强国的经济体现与实质根基。中国的企业“转型”更多意味着在保持原来的产值产业上再开拓新的经济制高点。面对外国企业的进入低端市场竞争的国际化局面,如何让传统企业的产业生存下来,管理质量的提升与资源的有效利用是重要的关键。保持占据主要产品的制造市场与世界产值的国家永远都能在国际舞台上有话语权。

科技创新是需要自身拥有基本实力的培养以后的下一步。而这能力首先体现在“山寨”的能力上,例如在工业上,日本参考了德国、台湾参考了日本。没有山寨能力就意味着没有足够的基本功、没有真正创新的本钱。创新不只是技术的改进与研发,在具有基本技术储备之余,更多的是人文素质与文明水平的整体提升。这一点是学生们需要努力体现,也是培育的重点环节。放眼世界,才能知己知彼,看清楚世界的好与坏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体会。光有技术而不提升文明素质,最后的结果就是继续山寨别人创新的成果,继续给人牵着鼻子走。

中国学生动手能力比较薄弱,因而较为缺乏创新的基础能力与意识;因为“山寨”的能力都不具备,当然就不会有经历与经验,创新也只能靠嘴巴说说而已。也许我们的教育里需要优化培养方法,让学生更接近世界、接近人民、接近生活,这样才能看清楚现实社会与人类的真正需求。光是会读书考试拿高分数是没用的,我以前就是一个复读生,数理化语文高中都拿过不及格,又如何?社会不会重复历史,书本上的都是前人的知识与心得,它是工作时候的参考工具,但不是给出解决未来困难的药方。自己对毛主席的一番话深有感悟:有尝试就有机会、有困难就有办法、有失败才有成功;走自己的路是必然的。

人生最宝贵、不可逆转,但又可以自己把握的有两件东西:第一是时间、第二是健康。希望我们共同体会与珍惜!

学者小传

方汉铿,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特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香港浸会大学物理系博士、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后。曾获香港尤德爵士纪念基金、香港裘搓基金会博士后研究基金、2009年美国材料学会最佳海报奖(共同合作者)、2009年ISFOE国际柔性电子会议最佳海报奖(共同合作者)。承担教育部博士点新教师基金项目、美国康宁、北京京东方科技集团、美国Orthogonal Inc产学联合研发项目。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材料物理、器件物理、有机半导体与新型材料的光电特性与物理机理、光电器件制备工艺与应用、可产业化、量产化技术与核心设备开发等。其应用领域覆盖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技术(AMOLED)、新材料薄膜晶体管(TFT)、柔性电子(Flexible electronics)等。技术可应用在平板显示、固态照明、电子纸、电子标签、柔性电子、触膜、电池、人机界面、化学与生物器件等。发表论文40余篇,h-index 14,其中SCI期刊29篇,包括Advanced Materials与Journal of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受邀请会议报告和演讲20余次。曾参与多项显示、照明等光电领域的科研项目,如美国能源部、美国国家自然基金 NSF Materials World Network项目、美国康宁、美国通用电气等企业在光电领域的联合研发项目。拥有美国专利授权2项(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太阳能电池OPV)、公开2项;欧洲专利公开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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